三、东北总督(六)
国王李熙和闵妃商议了许久,认为朝鲜周围,日本人狼子野心,对着朝鲜所图甚大,绝不可能引狼入室,而且若是和开化党一样的引来日本力量,不仅清国要勃然大怒,更是要引火烧身。八一中文网?㈠.无论什么时候朝鲜对于日本都有一种深深的忌惮,所以千挑万选,选中了距离朝鲜也十分近的俄罗斯作为远交近攻的着力点。清国虽然软禁了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并不代表清国不再支持大院君,大院君作为保守党,当然愿意遵循几百年来一直存之有序的宗藩体系,而开化党是日本人支持的,国王和闵妃夹在中间虽然可以左右逢源,但是也犹如风箱里头的老鼠两边受气。闵妃在内担心有清国支持的大院君卷土重来,在外担忧有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死灰复燃,所以没有办法,只好选了第三个国家俄罗斯,作为平衡清日两国在朝鲜的中间国。
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返回朝鲜后,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出让一部分的权益。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后来等到密约新鲜出笼,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告之此事,斥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6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这就是袁氏密谋立新君事件。
李鸿章得到密报后,仔细商议了一番,还是决定:“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他并不认可废立国君之举,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还想要袁世凯出手,那么对不起,北洋是不会做这样的冤大头的,将来大院君得势,说不定马上翻脸把废立李熙之事作为清国的大罪状,号召全**民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大国沙文主义的清国,这种伎俩李鸿章实在是见得太多了。所以李鸿章对着朝鲜闵妃不乐意见面,也有这个“朝鲜的事务,不仅仅是日本在捣乱还有朝鲜人自己也阳奉阴违的捣乱”的想法存在。
李鸿章上奏朝廷后,慈禧太后下令,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
而在朝鲜,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在袁世凯得知朝俄两国已经在交换密约之后,于来拜见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举动,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并无实据,不认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可见闵妃知道,袁世凯是不太可能会劝说清国出兵直接废立朝鲜国王的。
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大原句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军舰虽然没有登6江华岛,但已经在京畿道一带的海域出没,人心惶惶,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的程度。
俄罗斯驻俄大使韦贝原本想着在朝鲜问题上插一手,他倒也不存着要染指朝鲜的想法,毕竟没有直接的领土接壤,不可能对朝鲜采取什么直接的统治,他的想法原本只是想要在对华许多问题上,可以拿着朝鲜问题来逼迫中国让步,但是没想到北洋的反应如此激烈,袁世凯更是跋扈到不行,直接在景福宫居于上座,训斥朝鲜国王李熙“大逆不道,不尊《宗藩条例》私结外国,已自决于中国!”,加上这个时候中俄关系尚且融洽,柏林会议一路过来的交情还在,外交部严令韦贝不得多管闲事,碰了一鼻子灰的韦贝在总理衙门公开表申明,“尊重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绝不会干涉任何两者之间的事务。”袁世凯原本是还要在朝鲜掀起腥风血雨不依不饶,皇帝请示太后,太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俄外务部已申明态度,此事不再穷究。”就了结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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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返回朝鲜后,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出让一部分的权益。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后来等到密约新鲜出笼,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告之此事,斥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6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这就是袁氏密谋立新君事件。
李鸿章得到密报后,仔细商议了一番,还是决定:“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他并不认可废立国君之举,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还想要袁世凯出手,那么对不起,北洋是不会做这样的冤大头的,将来大院君得势,说不定马上翻脸把废立李熙之事作为清国的大罪状,号召全**民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大国沙文主义的清国,这种伎俩李鸿章实在是见得太多了。所以李鸿章对着朝鲜闵妃不乐意见面,也有这个“朝鲜的事务,不仅仅是日本在捣乱还有朝鲜人自己也阳奉阴违的捣乱”的想法存在。
李鸿章上奏朝廷后,慈禧太后下令,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
而在朝鲜,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在袁世凯得知朝俄两国已经在交换密约之后,于来拜见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举动,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并无实据,不认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可见闵妃知道,袁世凯是不太可能会劝说清国出兵直接废立朝鲜国王的。
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大原句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军舰虽然没有登6江华岛,但已经在京畿道一带的海域出没,人心惶惶,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的程度。
俄罗斯驻俄大使韦贝原本想着在朝鲜问题上插一手,他倒也不存着要染指朝鲜的想法,毕竟没有直接的领土接壤,不可能对朝鲜采取什么直接的统治,他的想法原本只是想要在对华许多问题上,可以拿着朝鲜问题来逼迫中国让步,但是没想到北洋的反应如此激烈,袁世凯更是跋扈到不行,直接在景福宫居于上座,训斥朝鲜国王李熙“大逆不道,不尊《宗藩条例》私结外国,已自决于中国!”,加上这个时候中俄关系尚且融洽,柏林会议一路过来的交情还在,外交部严令韦贝不得多管闲事,碰了一鼻子灰的韦贝在总理衙门公开表申明,“尊重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绝不会干涉任何两者之间的事务。”袁世凯原本是还要在朝鲜掀起腥风血雨不依不饶,皇帝请示太后,太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俄外务部已申明态度,此事不再穷究。”就了结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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