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九章 开发山西
打仗并不意味着国内经济就要停摆,经济建设就要减缓,恰恰相反,正常的国家建设支出还是要维持,同时通过政策调动民间资本的对内投资规模,特别是农业投资。
中国目前有亿人口,70%还是农牧民,只有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收入才能真正的解决消费力的问题,才能培育更大的市场。
有了市场,工商业才能更好的发展,国家经济才能变强。
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逻辑。
战争打的这么激烈,到处都要用钱,胡楚元却坚持将农业税继续减低,在确保平均耕地数额的底线上,增加大农业经济的种植面积。
大农业经济是胡楚元在国内提出的一个概念,即要逐步将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亩,在此基础上,通过中信社、其他各家粮社和农民之间的联营合作,实现经济作物从生产到加工的链式增值。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思想是种植者有权参股粮食加工企业,通过农民自我投资下游产业来实现全国农业人口的增值增收。
这个模式在山东的推广是最为普遍的,山东现有耕地总面积是8753万亩,联营土地面积占93%,主要的联营方是中信社,由中信社集资集股创办榨油厂、米面加工厂、棉花加工厂、纺织厂。
山东目前规模最大的青岛光华纺织总厂就是中信社集资创办,在运营过程中,工厂按照标准收购棉花,价格和市场统一,质量要求也和市场统一。
中信社负责挑选和培育良种,利用现有资本增加其他投资,各地分社负责指导联营农民种植棉花,集资改善灌溉条件,合股购买机械。
具体的种植是农民自己经营,你有多少田就种多少,根据各地分社的指导,和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农民自己可以选择种植棉花、大豆、花生、玉米、烟叶等作物。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蕴藏着一些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联营体制内的农民对外部的土地兼并能力很强,不断吞没了其他非联营制的土地。
在义和拳运动爆发后,胡楚元曾经在山东做了一个很细致的人口普查统计,以100亩田/户为地主标准,山东约有万户地主家庭,以30亩田/户为富农标准,山东大约有127万户富农家庭,这些人就持有山东%的耕地。
在农业税收条款的限制下,农业税在45亩、120亩、330亩有着不同的征收和减免状况,120亩以上就不再享受任何减免和优惠待遇,这就使得纯粹的大地主阶层在不断萎缩,而小地主和富农的比例在不断增大。
这里面蕴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商业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跟不上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速度,所以,很多山东人就继续闯关东,甚至是闯朝鲜。
实际上,山东人口向外转移的规模是非常大,现有在本地生活的人口不足2100万,工商业人口约占37%,农业人口中,富农、中农和贫农各占1/3。
在未来的十年中,大约还会有720万左右的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转移。
这些人的就业是必须要保证的,否则,下一次的义和拳运动就会到来,好消息是这些人口中大约有30%属于刚超过十六周岁的新劳动力,这一代基本就接受过基础教育。
胡楚元目前要在国内推动的就是山东这种大农业的经营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要增加富农的数量,政策要上鼓励富农阶层的出现,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将其视作国家的脊柱。
这个政策肯定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但它的负面影响就是大量多余劳动力该怎么办?
就目前来说,答案很简单,增加土地耕种面积,改善农用地的质量和条件,增加亩产,充分结合地理特点发展林牧业和规模化养殖业,特别是有效利用山田发展茶、麻、果林等经济作物,在南方和东部雨水充沛的丘陵地区开展果林和木材经济。
胡楚元不是想当然的搞,他是商人,一切用数据说话。
十年之内,城市人口增加到亿,达到40%这个标准,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到亿亩(市亩制),对海南、台湾、东北加大开垦力度,在云贵西南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地区进一步加大山地林业经济规模,在蒙古、西北地区深化畜牧业改革,增加现代畜牧业和工业投资,在沿海地区发展海洋捕鱼规模和深加工业。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大农业经济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更高要求的富农经济也是可以实现的。
另外,以夺取远东为第一战略目标,争取从沙俄获取新西伯利亚区域的温带大陆耕种和畜牧土地,通过逐步移民政策将北越疆域化,通过对西南扩展土地的有效治理,实际扩大更多的可利用土地。再向东南亚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移民,进一步减轻剩余人口负担。
最后,一定要普及义务教育体系,为长远的人口城市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胡楚元现在大的政策方针就是富农经济主义,他目前所实施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政策方针和目标,他坚决的要和俄国打这一仗,要投入巨资研究和生产机械化装备,力图一举拿下新西伯利亚和包括阿拉木图、巴尔喀什湖地区,都是为这个目标。
所以说,战争是一定要打,对国内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也同样要维持,甚至是加大。
从第二次组阁开始,胡楚元就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简称国经委,由内相瞿鸿机担任主任,负责制定长期政策,统管和协调各内阁部门、地方政斧,确保大农业经济最终可以实现。
这几天,胡楚元一直在和内相瞿鸿机、大清银行总行长屠仁守、农业大臣梅汝鼎,以及其他主要官员商谈新的农业增投计划。
某种程度上,胡楚元和希特勒基本算是一类人,都是疯狂的野心家,越是这种紧张的局面下,他想要实现梦想的心意也就越坚决。
这天,关于西北和西南农业经济大投资的计划会议结束后,胡楚元将瞿鸿机、屠仁守、梅汝鼎三个人留了下来。
其他官员离开后,胡楚元就和屠仁守交个底,道:“原先制定30亿总军费已经是不够了,预计可能要达到40亿清圆的规模……我在这里可以和你确切的说,胜利肯定属于我们,但即便我们胜利了,也未必就能从协约国得到多少赔偿款,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屠仁守微微点头,道:“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考虑着呢!”
胡楚元厉害,但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有钱,不是能够控制着中国的局势,而是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执政能力和理念的政客。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胡楚元的嫡系。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和胡楚元一样,将现代经济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手段,跟随胡楚元一起系统的研读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欧洲的洛桑学派、亚当斯密自由古典学派不同,胡楚元和这些嫡系的官员更推崇宏观经济学和国家经济主义,强调国家扮演国家经济规划和调控者的角色,政斧要通过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
为此,胡楚元和奥克兰大学经济学院的数学和经济学学者费雪,以及屠仁守、钮玉庚合作编写了《宏观经济学》、《国家经济发展与调控》、《现代经济论》等书,和《富国论》、《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著作一起编入《资政新编》中,做为国内行政官员的必读科目。
现在,《资政新编》一共囊括了97本各科书籍,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工业、农业、水利、自然科学、哲学、数学、民族、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胡楚元对自己的嫡系官员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原则……你必须读完这97本书籍,你在哪个科目方面有特长,我就用你哪个方面的特长。
从1901年回顾胡楚元过去二十年的生涯,他基本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赚钱,第二是培养人才,而且,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这些人才中,瞿鸿机和屠仁守恰恰是最出色的一批,也是胡党嫡系官员中资历最老的。
谈到军费的问题,屠仁守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拿出另外一份报告给胡楚元过目。
等胡楚元大致看完,他才说道:“这是国家资产委员会最近统计的数据,据此来看,总理府最高能够承受的战争总军费应该在50亿清圆左右。我们去年的全年财政收入是亿清圆,国家资产总额从亿清圆增加到了亿,如果军费尽力能控制在30亿清圆的规模,总理府大约能在5年之内就将战争国债清空偿还。超过30亿,我们就必须将国有资产向市场出售。按照原先的计划,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以下,我们还有一定增发货币裕度,加上政斧财政收入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的部分转卖,50亿清圆就是我们的极限。”
听着他的话,胡楚元微微颔首,还在继续看着国资委提交的最新数据报告。
总的来说,大清帝国还是很有钱的,在江南商行、北洋商行、南洋商行……以及其他各家官股民营公司、矿产公司、重工企业持有的股份卖一卖,基本能够套现出40亿清圆。
另外,前年在建立沿海各工区城市的时候,胡楚元也留了一个心眼,以政斧的名义收购了大量的土地,无偿出租给各家工厂。
这批土地的总规模约有四百多万亩,基本上到1908年,这批土地的无偿租赁期就会到期。
报告里也谈到了这个事情,但没有核算出具体的价位。
胡楚元就将这一页摊开,让屠仁守和瞿鸿机仔细看一看,道:“如果我们这一仗打赢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工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这些土地的总市值应该不低于五十个亿。当然,我们此前对这笔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基本还是要继续用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特别是铁路、邮政、水利和道路的国家建设……!”
话呢,他没有说完。
屠仁守揣摩的道:“大人,您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这笔钱给用了?”
胡楚元没有急着回答,让梅汝鼎去给自己泡一壶茶,他再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是一个新时代,“中国不缺钱”这个话,他已经不是那么敢说了。
喝着热乎乎的祁门红茶,胡楚元心里细密的琢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和屠仁守、瞿鸿机道:“虽然说政斧不应该和国民争利,可如今是一个非常阶段,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国家投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投资方向……我们以前谈这个国家宏观经济主义的时候,我特别说,国家宏观经济主义肯定不是国家垄断经济主义,商人可以垄断某个产业领域,因为政斧至少还可以承担监控者的责任,政斧不能,如果政斧直接参与垄断经济的组成,那还有谁能监控整个产业呢?”
他这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
国家一旦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那就很容易出现国家垄断经济主义,比如说早年的江南商行,那是不折不扣的垄断经济。
目前,包括胡楚元在内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考量,那就是在长远时间内,中央政斧肯定要撤资套现,地方政斧倒是可以小规模的长期持股。
瞿鸿机想了想,和胡楚元说道:“我倒觉得,咱们可以在土地征用和转让问题上做一点文章,由政斧做为唯一的土地征用方……!”
胡楚元立刻摆了摆手,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大力号召商人跟随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号召他们购买和销售国债,号召他们支持国家战争,转过来还阻挡他们赚钱的门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短期确实可以谋取暴利,长远来看,那必将在谋取暴利的同时逐渐失去民心。”
这个时候,一直沉默思索的梅汝鼎忽然开口道:“在农用地向工商业用地转换的过程中,政斧承担第一责任人,即由政斧负责征用,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廉价租给商人使用。优惠期结束后,则将土地公开出售。这样一来,我们在城市化扩大的过程中,也能从政斧宏观控制的角度去控制全国农用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国资委可以成立一家农业合作社,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地区进行联营建设,建设期结束后,政斧资本抽资离开。”
瞿鸿机当即赞同道:“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前者是能赚钱,问题是回收资本期限太长,远水解不了近火。第二个办法吗,说实话,民营合作社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基本都是核算过的,不赔本就算不错了。”
胡楚元则道:“第二个问题嘛,赔本也要做,咱们要搞大农业经济,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两个办法相结合,我们用前面赚到的钱填补后面。另外呢,我倒觉得国家资本可以向外流动,由国家资本通过一些援建项目来获取在国外的矿产投资权限,帮助一些较为友好,或者是重要的国家建立基础的工业体系,然后套现离开。或者是国家和商人一起合作,对商人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的,真正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会派军队去维护国家利益。”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眼下的军费开支很大,但只要能合理的利用国内的融资能力,国资委方面还是能抽出一笔钱用于这些方面的运作。
远水是解不了近火,但有了这些长期的收益项目,国资委是可以进行一些融资的,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解决国债问题。
乘着这个时间段都有空,胡楚元就和他们仔细商量了一下。
可当他们细致的商量下去,最终发现梅汝鼎提出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关键在于……不管中央政斧怎么规定,地方执行起来都是要变样的,原因很简单――涉及的利润太大了。
钱啊!!!
当权利可以轻松的变成一大笔钱的时候,贪污就无法阻止了。
究竟是要一个有钱,但很贪污问题的政斧,还是要一个虽然没有钱,但贪污问题还能有效控制的政斧,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瞿鸿机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即设置新的《土地征用管理法》,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控制农业土地向工商业和城镇土地转变的额度,每年根据各个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发一个新的指标。
当农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时,必须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额外增收一笔较高的税款。政斧也可以自行征用土地,用于教育、城镇基础民生设施、道路、公园、文化机构等等,当这些土地转化为私人持有的工商业用地时,仍然会征收相应的税款。
这样一来,战争经费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农业建设经费还是无法有效的解决。
在土地转让税、土地征用税的基础上,胡楚元维持了另外一个意见,由国资委设立中国信托融资公司、中国银行、中华国际投资银行公司、亚洲联合银行四家新的金融机构,前两家以国内为主,参与国家扶持产业的风险投资和融资服务,后两家则以国外市场为主。
1900年第二次组阁后,胡楚元提出一个新的十年计划,提出将电气系统及电动机、造船系统及船舶动力、汽车与农用机械及内燃机体系、钢铝冶金及有色金属加工、工业机械车床及模具体系、能源开采及基础化工系统、电子电信及无线电通信系统、曰用洗化、曰用及高端精密瓷器、化学染料及纺织、农作物生产及深加工十一个大体系工业做为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
对于目前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他们可能有钱,但进不了这些产业,要想鼓励新的资本进入,国家就必须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引导企业发展。
有些科学家、工程人员从国外回来,他想要创业,但没有资金,国家就要提供融资服务。
通过早期对新兴产业的国家金融和技术的扶持,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信托资本就可以撤出套现,抽出资金去扶持更为新兴的产业。
在国外的投资就更简单了,现在,你在朝鲜建一个火柴厂都可以赚大钱。
中国的国家资本牵头,引领国内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主要殖民地国家投资兴办基础工业,投资农业经济,加快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增加国内重工业和科技工业的市场空间。
这是一举多得。
对于胡楚元提出的这一系列的想法,大家都是赞同的。
另外,胡楚元也和他们谈了别的问题……这几年,他打算将国家投资和扶持的重点转移向山西、四川,他个人投资重点也是这两个地区,只是额外加了一个疆省。
疆省的投资规模太大,基础也太差,五年之内,政斧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经营的,那只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政斧给一个基础扶持政策就可以了。
山西和四川的基础就算是很不错的,就以山西为例,山西真要发展起来,那可能要比河北猛的多。
别的数据不说,就亚洲富国和政斧层面这几年搞的地质勘探结果来看,山西的铝土矿储备总量至少有一亿吨,甚至是四五亿吨,山西的煤和铁就更不说了,比山东多得多。
亚洲富国现在就有一个大计划,打算在山西重新建立一个足可和四大集团抗衡的新重工集团。
胡楚元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你非要将燕京建设成一个世界级的工业大都市,让山西成为资源供应大省……那真是得不偿失。
他也根本不打算这么做。
燕京就是燕京,文化政治和教育中心,不一定非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
他现在心里酝酿的一个大计划就是将山西北部的代县改回雁门府,将这里和山西太原、晋阳、晋城做为山西的四大工业中心来发展,围绕太原建设一个真正工业山西。
别看中国目前在东北、西北打的一团乱,胡楚元也没有打乱了自己的强国计划,三年之内,他要在山西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重工业省。
十年之内,他要让山西省成为新的山东省,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的不敢说,他的投资、国家的投资、山西商人的投资、其他各地商人的投资……股市吸纳的资本,零零总总的加起来,他保证在十年之内能向山西砸入三十亿清圆。
相当于中国政斧每年财政收入的30%都砸进山西,为期十年。
十五年到二十年后开始套现,用山西的资本再向西北、蒙古投资,这是他的计划。
他下的整个一盘棋,同样的计划还适用于西北,先在四川投资,进而向整个西南蔓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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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有亿人口,70%还是农牧民,只有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收入才能真正的解决消费力的问题,才能培育更大的市场。
有了市场,工商业才能更好的发展,国家经济才能变强。
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逻辑。
战争打的这么激烈,到处都要用钱,胡楚元却坚持将农业税继续减低,在确保平均耕地数额的底线上,增加大农业经济的种植面积。
大农业经济是胡楚元在国内提出的一个概念,即要逐步将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亩,在此基础上,通过中信社、其他各家粮社和农民之间的联营合作,实现经济作物从生产到加工的链式增值。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思想是种植者有权参股粮食加工企业,通过农民自我投资下游产业来实现全国农业人口的增值增收。
这个模式在山东的推广是最为普遍的,山东现有耕地总面积是8753万亩,联营土地面积占93%,主要的联营方是中信社,由中信社集资集股创办榨油厂、米面加工厂、棉花加工厂、纺织厂。
山东目前规模最大的青岛光华纺织总厂就是中信社集资创办,在运营过程中,工厂按照标准收购棉花,价格和市场统一,质量要求也和市场统一。
中信社负责挑选和培育良种,利用现有资本增加其他投资,各地分社负责指导联营农民种植棉花,集资改善灌溉条件,合股购买机械。
具体的种植是农民自己经营,你有多少田就种多少,根据各地分社的指导,和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农民自己可以选择种植棉花、大豆、花生、玉米、烟叶等作物。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蕴藏着一些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联营体制内的农民对外部的土地兼并能力很强,不断吞没了其他非联营制的土地。
在义和拳运动爆发后,胡楚元曾经在山东做了一个很细致的人口普查统计,以100亩田/户为地主标准,山东约有万户地主家庭,以30亩田/户为富农标准,山东大约有127万户富农家庭,这些人就持有山东%的耕地。
在农业税收条款的限制下,农业税在45亩、120亩、330亩有着不同的征收和减免状况,120亩以上就不再享受任何减免和优惠待遇,这就使得纯粹的大地主阶层在不断萎缩,而小地主和富农的比例在不断增大。
这里面蕴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商业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跟不上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速度,所以,很多山东人就继续闯关东,甚至是闯朝鲜。
实际上,山东人口向外转移的规模是非常大,现有在本地生活的人口不足2100万,工商业人口约占37%,农业人口中,富农、中农和贫农各占1/3。
在未来的十年中,大约还会有720万左右的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转移。
这些人的就业是必须要保证的,否则,下一次的义和拳运动就会到来,好消息是这些人口中大约有30%属于刚超过十六周岁的新劳动力,这一代基本就接受过基础教育。
胡楚元目前要在国内推动的就是山东这种大农业的经营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要增加富农的数量,政策要上鼓励富农阶层的出现,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将其视作国家的脊柱。
这个政策肯定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但它的负面影响就是大量多余劳动力该怎么办?
就目前来说,答案很简单,增加土地耕种面积,改善农用地的质量和条件,增加亩产,充分结合地理特点发展林牧业和规模化养殖业,特别是有效利用山田发展茶、麻、果林等经济作物,在南方和东部雨水充沛的丘陵地区开展果林和木材经济。
胡楚元不是想当然的搞,他是商人,一切用数据说话。
十年之内,城市人口增加到亿,达到40%这个标准,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到亿亩(市亩制),对海南、台湾、东北加大开垦力度,在云贵西南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地区进一步加大山地林业经济规模,在蒙古、西北地区深化畜牧业改革,增加现代畜牧业和工业投资,在沿海地区发展海洋捕鱼规模和深加工业。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大农业经济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更高要求的富农经济也是可以实现的。
另外,以夺取远东为第一战略目标,争取从沙俄获取新西伯利亚区域的温带大陆耕种和畜牧土地,通过逐步移民政策将北越疆域化,通过对西南扩展土地的有效治理,实际扩大更多的可利用土地。再向东南亚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移民,进一步减轻剩余人口负担。
最后,一定要普及义务教育体系,为长远的人口城市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胡楚元现在大的政策方针就是富农经济主义,他目前所实施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政策方针和目标,他坚决的要和俄国打这一仗,要投入巨资研究和生产机械化装备,力图一举拿下新西伯利亚和包括阿拉木图、巴尔喀什湖地区,都是为这个目标。
所以说,战争是一定要打,对国内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也同样要维持,甚至是加大。
从第二次组阁开始,胡楚元就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简称国经委,由内相瞿鸿机担任主任,负责制定长期政策,统管和协调各内阁部门、地方政斧,确保大农业经济最终可以实现。
这几天,胡楚元一直在和内相瞿鸿机、大清银行总行长屠仁守、农业大臣梅汝鼎,以及其他主要官员商谈新的农业增投计划。
某种程度上,胡楚元和希特勒基本算是一类人,都是疯狂的野心家,越是这种紧张的局面下,他想要实现梦想的心意也就越坚决。
这天,关于西北和西南农业经济大投资的计划会议结束后,胡楚元将瞿鸿机、屠仁守、梅汝鼎三个人留了下来。
其他官员离开后,胡楚元就和屠仁守交个底,道:“原先制定30亿总军费已经是不够了,预计可能要达到40亿清圆的规模……我在这里可以和你确切的说,胜利肯定属于我们,但即便我们胜利了,也未必就能从协约国得到多少赔偿款,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屠仁守微微点头,道:“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考虑着呢!”
胡楚元厉害,但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有钱,不是能够控制着中国的局势,而是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执政能力和理念的政客。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胡楚元的嫡系。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和胡楚元一样,将现代经济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手段,跟随胡楚元一起系统的研读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欧洲的洛桑学派、亚当斯密自由古典学派不同,胡楚元和这些嫡系的官员更推崇宏观经济学和国家经济主义,强调国家扮演国家经济规划和调控者的角色,政斧要通过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
为此,胡楚元和奥克兰大学经济学院的数学和经济学学者费雪,以及屠仁守、钮玉庚合作编写了《宏观经济学》、《国家经济发展与调控》、《现代经济论》等书,和《富国论》、《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著作一起编入《资政新编》中,做为国内行政官员的必读科目。
现在,《资政新编》一共囊括了97本各科书籍,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工业、农业、水利、自然科学、哲学、数学、民族、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胡楚元对自己的嫡系官员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原则……你必须读完这97本书籍,你在哪个科目方面有特长,我就用你哪个方面的特长。
从1901年回顾胡楚元过去二十年的生涯,他基本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赚钱,第二是培养人才,而且,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这些人才中,瞿鸿机和屠仁守恰恰是最出色的一批,也是胡党嫡系官员中资历最老的。
谈到军费的问题,屠仁守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拿出另外一份报告给胡楚元过目。
等胡楚元大致看完,他才说道:“这是国家资产委员会最近统计的数据,据此来看,总理府最高能够承受的战争总军费应该在50亿清圆左右。我们去年的全年财政收入是亿清圆,国家资产总额从亿清圆增加到了亿,如果军费尽力能控制在30亿清圆的规模,总理府大约能在5年之内就将战争国债清空偿还。超过30亿,我们就必须将国有资产向市场出售。按照原先的计划,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以下,我们还有一定增发货币裕度,加上政斧财政收入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的部分转卖,50亿清圆就是我们的极限。”
听着他的话,胡楚元微微颔首,还在继续看着国资委提交的最新数据报告。
总的来说,大清帝国还是很有钱的,在江南商行、北洋商行、南洋商行……以及其他各家官股民营公司、矿产公司、重工企业持有的股份卖一卖,基本能够套现出40亿清圆。
另外,前年在建立沿海各工区城市的时候,胡楚元也留了一个心眼,以政斧的名义收购了大量的土地,无偿出租给各家工厂。
这批土地的总规模约有四百多万亩,基本上到1908年,这批土地的无偿租赁期就会到期。
报告里也谈到了这个事情,但没有核算出具体的价位。
胡楚元就将这一页摊开,让屠仁守和瞿鸿机仔细看一看,道:“如果我们这一仗打赢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工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这些土地的总市值应该不低于五十个亿。当然,我们此前对这笔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基本还是要继续用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特别是铁路、邮政、水利和道路的国家建设……!”
话呢,他没有说完。
屠仁守揣摩的道:“大人,您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这笔钱给用了?”
胡楚元没有急着回答,让梅汝鼎去给自己泡一壶茶,他再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是一个新时代,“中国不缺钱”这个话,他已经不是那么敢说了。
喝着热乎乎的祁门红茶,胡楚元心里细密的琢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和屠仁守、瞿鸿机道:“虽然说政斧不应该和国民争利,可如今是一个非常阶段,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国家投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投资方向……我们以前谈这个国家宏观经济主义的时候,我特别说,国家宏观经济主义肯定不是国家垄断经济主义,商人可以垄断某个产业领域,因为政斧至少还可以承担监控者的责任,政斧不能,如果政斧直接参与垄断经济的组成,那还有谁能监控整个产业呢?”
他这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
国家一旦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那就很容易出现国家垄断经济主义,比如说早年的江南商行,那是不折不扣的垄断经济。
目前,包括胡楚元在内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考量,那就是在长远时间内,中央政斧肯定要撤资套现,地方政斧倒是可以小规模的长期持股。
瞿鸿机想了想,和胡楚元说道:“我倒觉得,咱们可以在土地征用和转让问题上做一点文章,由政斧做为唯一的土地征用方……!”
胡楚元立刻摆了摆手,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大力号召商人跟随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号召他们购买和销售国债,号召他们支持国家战争,转过来还阻挡他们赚钱的门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短期确实可以谋取暴利,长远来看,那必将在谋取暴利的同时逐渐失去民心。”
这个时候,一直沉默思索的梅汝鼎忽然开口道:“在农用地向工商业用地转换的过程中,政斧承担第一责任人,即由政斧负责征用,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廉价租给商人使用。优惠期结束后,则将土地公开出售。这样一来,我们在城市化扩大的过程中,也能从政斧宏观控制的角度去控制全国农用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国资委可以成立一家农业合作社,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地区进行联营建设,建设期结束后,政斧资本抽资离开。”
瞿鸿机当即赞同道:“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前者是能赚钱,问题是回收资本期限太长,远水解不了近火。第二个办法吗,说实话,民营合作社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基本都是核算过的,不赔本就算不错了。”
胡楚元则道:“第二个问题嘛,赔本也要做,咱们要搞大农业经济,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两个办法相结合,我们用前面赚到的钱填补后面。另外呢,我倒觉得国家资本可以向外流动,由国家资本通过一些援建项目来获取在国外的矿产投资权限,帮助一些较为友好,或者是重要的国家建立基础的工业体系,然后套现离开。或者是国家和商人一起合作,对商人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的,真正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会派军队去维护国家利益。”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眼下的军费开支很大,但只要能合理的利用国内的融资能力,国资委方面还是能抽出一笔钱用于这些方面的运作。
远水是解不了近火,但有了这些长期的收益项目,国资委是可以进行一些融资的,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解决国债问题。
乘着这个时间段都有空,胡楚元就和他们仔细商量了一下。
可当他们细致的商量下去,最终发现梅汝鼎提出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关键在于……不管中央政斧怎么规定,地方执行起来都是要变样的,原因很简单――涉及的利润太大了。
钱啊!!!
当权利可以轻松的变成一大笔钱的时候,贪污就无法阻止了。
究竟是要一个有钱,但很贪污问题的政斧,还是要一个虽然没有钱,但贪污问题还能有效控制的政斧,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瞿鸿机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即设置新的《土地征用管理法》,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控制农业土地向工商业和城镇土地转变的额度,每年根据各个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发一个新的指标。
当农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时,必须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额外增收一笔较高的税款。政斧也可以自行征用土地,用于教育、城镇基础民生设施、道路、公园、文化机构等等,当这些土地转化为私人持有的工商业用地时,仍然会征收相应的税款。
这样一来,战争经费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农业建设经费还是无法有效的解决。
在土地转让税、土地征用税的基础上,胡楚元维持了另外一个意见,由国资委设立中国信托融资公司、中国银行、中华国际投资银行公司、亚洲联合银行四家新的金融机构,前两家以国内为主,参与国家扶持产业的风险投资和融资服务,后两家则以国外市场为主。
1900年第二次组阁后,胡楚元提出一个新的十年计划,提出将电气系统及电动机、造船系统及船舶动力、汽车与农用机械及内燃机体系、钢铝冶金及有色金属加工、工业机械车床及模具体系、能源开采及基础化工系统、电子电信及无线电通信系统、曰用洗化、曰用及高端精密瓷器、化学染料及纺织、农作物生产及深加工十一个大体系工业做为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
对于目前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他们可能有钱,但进不了这些产业,要想鼓励新的资本进入,国家就必须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引导企业发展。
有些科学家、工程人员从国外回来,他想要创业,但没有资金,国家就要提供融资服务。
通过早期对新兴产业的国家金融和技术的扶持,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信托资本就可以撤出套现,抽出资金去扶持更为新兴的产业。
在国外的投资就更简单了,现在,你在朝鲜建一个火柴厂都可以赚大钱。
中国的国家资本牵头,引领国内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主要殖民地国家投资兴办基础工业,投资农业经济,加快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增加国内重工业和科技工业的市场空间。
这是一举多得。
对于胡楚元提出的这一系列的想法,大家都是赞同的。
另外,胡楚元也和他们谈了别的问题……这几年,他打算将国家投资和扶持的重点转移向山西、四川,他个人投资重点也是这两个地区,只是额外加了一个疆省。
疆省的投资规模太大,基础也太差,五年之内,政斧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经营的,那只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政斧给一个基础扶持政策就可以了。
山西和四川的基础就算是很不错的,就以山西为例,山西真要发展起来,那可能要比河北猛的多。
别的数据不说,就亚洲富国和政斧层面这几年搞的地质勘探结果来看,山西的铝土矿储备总量至少有一亿吨,甚至是四五亿吨,山西的煤和铁就更不说了,比山东多得多。
亚洲富国现在就有一个大计划,打算在山西重新建立一个足可和四大集团抗衡的新重工集团。
胡楚元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你非要将燕京建设成一个世界级的工业大都市,让山西成为资源供应大省……那真是得不偿失。
他也根本不打算这么做。
燕京就是燕京,文化政治和教育中心,不一定非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
他现在心里酝酿的一个大计划就是将山西北部的代县改回雁门府,将这里和山西太原、晋阳、晋城做为山西的四大工业中心来发展,围绕太原建设一个真正工业山西。
别看中国目前在东北、西北打的一团乱,胡楚元也没有打乱了自己的强国计划,三年之内,他要在山西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重工业省。
十年之内,他要让山西省成为新的山东省,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的不敢说,他的投资、国家的投资、山西商人的投资、其他各地商人的投资……股市吸纳的资本,零零总总的加起来,他保证在十年之内能向山西砸入三十亿清圆。
相当于中国政斧每年财政收入的30%都砸进山西,为期十年。
十五年到二十年后开始套现,用山西的资本再向西北、蒙古投资,这是他的计划。
他下的整个一盘棋,同样的计划还适用于西北,先在四川投资,进而向整个西南蔓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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